北京政府迁往通州原因？
1，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2014年3月，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明确了北京的定位是“国家首都、世界名城”，明确要求“加强中心城建设，提升功能品质，发挥对全国的影响力。优化城市发展空间结构，打造一座宜居之城、创新之都。” 此次疫情之后，全国上下势必对大城市集中医疗资源和医疗能力有了更大的需求，而北京作为超大型城市，在这次疫情中展现了强大的综合实力，但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地坛医院作为国家级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由于位于城区，周边交通便捷，但受用地局限，无法满足大规模感染病患的救治需要；又如小汤山方舱医院作为临时收治点，虽然解决了燃眉之急，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后续处置及再利用难题。在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如何更好地解决特大城市公共卫生安全防控问题，将成为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且唯一一个中央直辖市，北京肩负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历史使命，其发展不容懈怠。从全局考虑，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应该继续深化推进中心城区和郊区城镇化建设，加快形成现代化都市圈。但是，由于土地资源紧俏，郊区尤其是距离中心城区较远的通州区域，具备相当大的可开发空间，因此通州成为承接中心城区人口与功能疏解的理想之地。
此前，北京已有先例。2010年的SHOPPING MALL事件，让朝阳区的亚运村板块完成了由高级公寓到高档商场的功能转换；2015年亦庄经济开发区的荣京东街板块，则因毗邻旧宫镇区，借助于地铁4号线的便捷交通，一举扭转了工业园区的面貌，实现了居住区功能的升华。此次通州新城的规划建设，同样具有类似的意义。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徐世昌为国务卿，冯国璋为副总统。直隶派、研究系、进步党等各派为争夺中央政权和内阁总理位置，互相倾轧，政局十分混乱。冯国璋对北京政局深为不满。冯国璋当上副总统后，仍然回驻江苏督军、巡阅使兼长江上下游总司令的原职，坐镇南京。1917年4月底5月初，英、法、美、意四国出面调停和操纵下，皖系、直系达成政变妥协：曹锟、段芝贵、李纯三人下台；吴佩孚的第3师、靳云鹏的第6师由北回归原防；徐世昌组阁。5月9日，徐世昌在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并组成内阁。段式独占内阁后，冯国璋对北京政局深为不满。北京政府本想于5月28日举行对德、奥正式宣战，以缓和国内的派系斗争。但冯国璋于27日突然通电拒战，又通电“请京畿附近将军、都统、督军、巡阅使等，各率所部来京，共谋国事”。这是冯国璋在拥兵自重达到相当程度之后，向北京政府摊牌的开始举动，也是他企图夺取中央政权的开始。黎元洪、徐世昌对冯的两通电报甚为恼火，于5月30日被迫对冯通电提出质问。冯国璋对北京政府表示不满和提出质问后，即以武力相威胁。吴佩孚听到冯国璋被削兵权，十分恼火，6月2日由湖北率部进京，与冯国璋、张勋等勾结在一起，图谋推翻黎、徐。黎元洪、徐世昌亦不甘示弱，一面令王士珍率军队自河南进京，准备战斗；一面派陆宗舆与吴佩孚、张勋进行和谈，并借张勋的淮军威胁吴佩孚，以达到分化直系的目的。与此同时，北京政府为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也竭尽全力，日本政府也力促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支持黎元洪、徐世昌。张勋从中渔利，于6月13日以调停人身份率所部驻防北京。北京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北京形势紧张，冯国璋派代表与英美等国驻南京总领事商量。各国总领事认为如果冯国璋在北京建立新政府，则北京的日本驻屯军势必会给予黎元洪政府以有力的支持。各国不愿日本借机插手北京政局，故建议冯国璋将政府南迁到有控制南京的唐绍仪、伍廷芳两政府的实力后，再建立新政府。冯国璋欣然应允，并将此议通知黎元洪。北京政府于6月16日发布总统令，称“兹者政局方滋杌陧”。为镇定时局起见，着将中央政府迁至津埠等语。17日黎元洪、徐世昌率同北京政府文武官员及参谋本部一部分人员，携带国库现款195万元、外交文件和大批军需物资，由京奉线乘车南下，先到天津，接着乘船到塘沽。18日，北京政府在塘沽海光寺正式办公，黎、徐二人通电各省说明南迁原因，电文称：“国步艰难，军国支绌，财政竭蹶。”冯国璋于驻南京的唐绍仪、伍廷芳两派政府进行调解，并且亲自到上海活动。结果遭到抵制，冯国璋迁都南京的企图终于落空。北京政府迁都塘沽后，直隶派段祺瑞在张勋的协助下组阁，7月1日在北京就任大总统，7月2日就任内阁总理。北京政府又迁都北京。
北京迁都的原因之一：是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影响，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也在国内开始盛行起来。北京是清代的都城，到了民国时期，民国政府依然沿用了北京这座都城，虽然孙中山等人迁都于南京，但是，依然沿用了北京这座都城。
北京迁都的原因之二：北京地理位置优越，北京的地理位置在中央，而当时的中国发生了严重的地区分裂，地方军阀割据制度盛行，但是北京依然还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