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北京变化有哪些？
1980年的北京，我上小学二年级。那个时代，北京的胡同还很多，我住的地方距离前门大街只有五百米。我的家就在一条小胡同里（现已不存在），从家里的窗户可以望见前门的箭楼。 每天早上和下午会放两次广播体操，当时还没有电视，很多人家在院子里用锅搭个天线看看中央台的新闻节目或动画片，偶尔也有电影。每个周末我都会去前门的书店买一份《儿童文学》或者《中外童话选》。那时候前门有很多摆摊的，卖花鸟虫鱼的，还有卖二手书的。离我不远有个卖西瓜的，每天挑两个西瓜在竹椅上躺着，边晒太阳边听收音机里的评书。
1983年，我刚上初中。这一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举办第一期，报名参赛的人并不多，大概是两三千人。我从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很吃惊，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赛应该很有竞争力，而且能够参加这样高水准的比赛对于任何一个跑者来说都应该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第二年，我报了名，成为那期的参赛选手之一，穿着新买的运动服装和鞋，非常兴奋与自豪地参加了当年的比赛。那一年我16岁，是那次比赛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参赛者。虽然最终我没有跑完全程，但坚持跑到终点让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 我上了大学后回到北京，发现胡同都被拆了，建起了高楼，很多老建筑被毁。我很难过，因为我认识的许多人，他们生活的根基没了。
后来，我离开了北京，到了外地工作。每年的春节都能回京休假，因此每回去都会看看变化的首都。2008年，我回北京看奥运会，住在远郊区的姐姐家里。晚上，我和她在电视机前观看奥运会的开幕盛况，为运动员们的飒爽英姿喝彩，为国家的强大而自豪。
如今，我退休了，在北京安度晚年。我的身体不好，常常住院。每次出院回小区，总能看到在门口测温的健康监测点。我进小区要扫码登记，回家还要扫码填报信息。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无奈，因为患病需要去医院就诊，而医院又要进行测量体温和消毒等防护措施。
不过，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我相信病毒会被打败；我坚信抗击疫情，终将胜利；我期待春暖花开，早日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