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北京变化有哪些？
1980年的北京，我上小学二年级。那个时代，北京的胡同还很多，我住的地方距离前门大街只有五百米。我的家就在一条小胡同里（现已不存在），从家里的窗户可以望见前门的箭楼。 每天早上和下午会放两次广播体操，当时还没有电视，很多人家在院子里用锅搭个天线看看中央台的新闻节目或动画片，偶尔也有电影。每个周末我都会去前门的书店买一份《儿童文学》或者《中外童话选》。那时候前门有很多摆摊的，卖花鸟虫鱼的，还有卖二手书的。离我不远有个卖西瓜的，每天挑两个西瓜在竹椅上躺着，边晒太阳边听收音机里的评书。
1983年，我刚上初中。这一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举办第一期，报名参赛的人并不多，大概是两三千人。我从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很吃惊，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赛应该很有竞争力，而且能够参加这样高水准的比赛对于任何一个跑者来说都应该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第二年，我报了名，成为那期的参赛选手之一，穿着新买的运动服装和鞋，非常兴奋与自豪地参加了当年的比赛。那一年我16岁，是那次比赛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参赛者。虽然最终我没有跑完全程，但坚持跑到终点让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 我上了大学后回到北京，发现胡同都被拆了，建起了高楼，很多老建筑被毁。我很难过，因为我认识的许多人，他们生活的根基没了。
后来，我离开了北京，到了外地工作。每年的春节都能回京休假，因此每回去都会看看变化的首都。2008年，我回北京看奥运会，住在远郊区的姐姐家里。晚上，我和她在电视机前观看奥运会的开幕盛况，为运动员们的飒爽英姿喝彩，为国家的强大而自豪。
如今，我退休了，在北京安度晚年。我的身体不好，常常住院。每次出院回小区，总能看到在门口测温的健康监测点。我进小区要扫码登记，回家还要扫码填报信息。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无奈，因为患病需要去医院就诊，而医院又要进行测量体温和消毒等防护措施。
不过，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我相信病毒会被打败；我坚信抗击疫情，终将胜利；我期待春暖花开，早日康复！
40年来，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在方方面面。举几个例子。
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进展。北京紧紧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制定实施了全国首个以业控人口的方案、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等一系列措施。到2017年10月，全市累计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1992家，调整疏解商品交易市场581个，城乡建设用地减少26平方公里，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6年下降0.8%，实现近60年来首次由升到降的拐点，京津冀协同发展良好开局。另一方面，北京坚持“一核一城三带两区”总体布局，实施老城复兴行动计划，编制“三山五园”核心区整体保护规划，“一核”“一环”“三城一廊”“九楔”绿化体系加速构建，27个城市公园、241处小微公园、1300公里健康绿道遍布京城，北京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科技创新取得新成果。“创新”是北京发展的最大内生动力，北京紧紧抓住科技创新中心这一战略定位，下大力气推动全面创新改革。到2018年初，中关村示范区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1154家，总收入突破5.3万亿元，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4710亿元，年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0%以上。2017年，全市日均新设科技型企业189家。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设计等前沿科技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全市近六成的“独角兽”企业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健康等高新领域。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在世界排名中相当于日本、美国水平。科技创新中心正成为北京辐射全国乃至惠及全球的巨大“磁场”。
文化中心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北京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不断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在2011年率先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北京持续推进“三馆一场”等服务场馆与街道（乡镇）综合文化中心和社区（行政村）文化室的上下贯通，不断健全“两区一中心一平台”建设体系。文化市场总体规模持续增加，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文化创意产业保持两位数增长，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在10%以上，位居全国第一。在数字内容、数字出版、移动游戏等新业态领域，形成全国重要文化产品集散地和文化企业总部基地。
国际交往中心实现新突破。抓住申办服务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契机，北京持续提升对外开放度。完善外事工作体制机制，精心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圆满完成众多重大国事活动的服务保障任务，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大。2017年北京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1401家，增长23.6%，实际利用外资153.2亿美元，增长8%。全年接待入境游客389.3万人次，增长12.4%；其中接待国际会议220次，增长21.8%。国际友好城市和友好合作伙伴达53对，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重大国际交流平台建设稳步推进，北京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门户和枢纽作用显著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