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杀了多少大学生？
1986年的秋天，对于中国农业大学大学生梁良来说，是他一生都无法忘怀的。就在那年的9月24日，在他刚进入大学两个多月后，与他毫不相干的“马燕文”案件却突然把他推向了人生顶峰。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吉日，19岁的学生梁良走在去教室的路上，被拦住了去路。“你是梁良吧，来，跟我们走一趟。”两方人马拉开阵势，“马燕文”案的办案人员揪住了梁良的衣襟，把他拖进了面包车，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草草地关了两天两夜。此后，草草收场。
“莫名其妙！就是莫名其妙！”提起24年前的那桩旧案，当年的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杜鹤蹊坦言，自己至今仍然觉得有种不堪回首的感觉。
“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怎么会对他产生仇恨呢？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已经71岁的老先生，两眼湿润，满脸悲痛和遗憾，“我们连孩子家里人也不让见。那些法律人员根本不考虑家长的心理，也不考虑孩子的心理健康，太武断太粗鲁了。”
这个被误当做主凶的少年，最终没能抵得过公检法的高度集权。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因为“阶级斗争”被当做“死老虎”。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被误当做主凶的少年终其一生都在躲避“马燕文”案的阴影。去年，在他57岁之际，当他终于在媒体上看到了真正罪犯被抓的消息时，不禁老泪纵横，悲愤交加。7年之后，终于沉冤得雪，然而，当年那笔血债却永远不能偿还了。
“我已经57岁，活到了生命的半段，但知道真相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如果上天给我一次重新来的机会的话，我绝对不会原谅害我一生的人。我绝不会让他好过！”这是57岁的百岁老人张千里的临终遗嘱。
57岁的孔令辉也第一次知道，自己18岁参加的全国第二届新兴体工队竟是一支非法队。1986年8月，他以运动员身份由河北分配到国家体委乒乓球队时，只签了15年合同，合同期至2001年。合同期未满，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却于1997年决定将其退回河北省体育工作管理局。令辉委屈无奈：“我热爱乒乓球，甘愿为乒乓球奉献一辈子，可谁也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就把我‘召回’了。从1986年至1997年，整整十几年，我被迫远离乒乓球，过着和别人一样的生活。”
57岁，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个人生的分界线。很多人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到了57岁应该都还年轻，都还拥有一颗年轻的心，都还拥有梦想与激情，而百岁老人、死刑犯、名人冠军之所以在此时抱怨、呼吁和悲愤，是因为他们都还有未了的心事，未了的心誓。他们不想就此离去，而让他们如此坚忍不拔的，便是心中的那份仇恨——对罪恶追讨的仇恨，对命运不公的仇恨，对含冤负屈的仇恨，对未来死亡的恐惧，对人生轮回的不甘，对天下不公的愤恨。这种仇恨，不仅仅是个人性的，而是民族性的。那么，是否这样一批人到了五十七岁的时候就会离开人世？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批57岁的人在57岁的时刻正在为个人的仇恨做着最后的抗争，而更多57岁的人正为国家的建设在日夜操劳，这批人中有者已经是政府的高级干部，有科学家，有军人，有艺术家，还有公司老板和体育标兵，他们都有一样的特征，即都有尚未了结的心事，都有心中的仇恨，这些仇恨可能会使一些人走上绝路，但是，更多的人将会为国家、为民族、为个人而不懈地奋斗，这些仇恨将成为他们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