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哪些书院？
上海的书院，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古典书院，以复社的“四公子”李温书、侯洵的书室和董其昌的“容台书院”为代表；第二类是近代新式书院，以南洋公学的“译书斋”和“南林书院”，复旦公学的“诵芬堂”与“求我堂”，大同大学的“博学精舍”与“云间精舍”，震旦学院的“积微居”，同济大学的“归藏庐”，大夏大学的“文汇草堂”，华东师范大学的“群益书屋”等为代表；第三类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立的现代书院，如复旦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设立的“逸夫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在90年代初期建立的“学思楼”（后改制为“涵英楼”），同济大学在90年代中后期建立的“海派书房”，以及交大、上外等高校设立的读书室；第四类则是由企业、社团甚至个人设立的现代意义上的私立学院，比如复旦泛海国际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以及由沪上著名企业家陈启文先生创办的启文国际学校等。
从数量上看，上述各类院校中，有40%左右属于近代以来的新式书院。这些书院的出现，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 自晚清开始，西学东渐，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需要，清廷创办了京师同文馆、南洋公学等一批近代学校。这些学校借鉴西方的教育制度，不再讲究儒家典籍的背诵，而代之以英语、数学等西方课程的讲授。他们的教材不是儒家经典，而是《几何原本》、欧几里得的《大定理》等西方著作。学生也不再是青丝皓首的老儒，而是戴着眼镜的年轻的“士子”。
然而，尽管采用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知识体系，这些学校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儒家思想。他们强调忠君爱国，尊孔读经，把学习西方知识和传承儒家道统联系起来。我们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学校既继承了古代的书院传统，又吸收了现代科学的要素，在儒学与科学之间进行了某种平衡。 辛亥革命之后，这种平衡被打破了。民国政府颁布了新的学制，彻底废除了旧式科举制度。西方的知识体系得到了空前的扩展和传播，而传统儒学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但是，民国时期的书院并没有消亡，一批新式的书院出现了。它们有的传承了前朝遗风，继续强调讲求学术自由、坚持独立精神的治学之道，追求知识与道德的统一；有的则借鉴了日本国立大学的做法，由国家设立，财政拨款，坚持学术自主性，争取建设国际一流的大学。当然，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比如北大、清华等校，既是国立高校，又有丰富的书院传统。总之，这个时期出现的书院具有强烈的现代意义，是与西方教育体制全面接轨的。